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东晋太元年间,有个武陵人以捕鱼为职业。有一天他顺着溪水划船走,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桃树夹着溪流两岸,长达几百走,中间没有别的树,地上香草鲜艳美丽,坠落的花瓣繁多交杂。渔人很惊异这种美景。再往前走,想走完那片桃林。
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紧接着就看见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里面好像有光亮。渔人就丢下小船,从洞口进去。开始洞口很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走,突然变得开阔敞亮了。这里土地平坦开阔,房屋整整齐齐,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和桑树竹子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能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那里面的人们来来往往耕田劳作,男女的穿戴完全像桃花源以外的世人。老人和小孩都悠闲愉快,自得其乐。
桃源中人看见渔人,于是很惊奇,问渔人从哪里来。(渔人)详尽地回答了他。他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菜。村子里的人听说有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前代祖先为了躲避秦朝时候的祸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写出人世隔绝的地方,没有再从这里出去过,于是和桃花源以外的世人隔绝了。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这渔人一件件为他们详细说出自己知道的情况,那些人听罢都感叹惊讶。其他的人各自又邀请渔人到自己的家中,都拿出酒和饭菜来招待。渔人住了几天,告辞离去。这里的人告诉他说:“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桃花源以外的世人说啊。”
渔人出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沿着旧路回去,一路上处处作了标记。回到郡里,去拜见太守,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着他前去,寻找先前做的标记,竟迷失了方向,没有再找到原来的路。南阳刘子骥,是个高尚的名士,听到这件事,高高兴兴地计划前往。没有实现,不久病死了。后来就没有探访的人了。
落英缤纷:落花繁多的样子。
林尽水原:林尽于水源,意思是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到头了。
仿佛:隐隐约约,形容看的不真切。
豁然开朗:形容由狭窄幽暗突然变得宽阔明亮的样子。
相闻:可以互相听到。
要:同“邀”邀请
出自本文成语
怡然自乐、豁然开朗、无人问津、世外桃源、落英缤纷、不足为外人道、与世隔绝、别有洞天、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曲径通幽、不论魏晋。
古今异义无论(古义: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多为连词,表示条件不同而结果不变)
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今义:男子的配偶)
绝境(古义:与人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没有出路的境地)
鲜美(古义:鲜艳美丽;今义:滋味好)
交通(古义:交错相通;今义: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
不足(古义:不值得、不必;今义:不够)
仿佛(古义:隐隐约约;今义:好像)
如此(古义:像这样;今义:这样,即进出桃花源的全部情况)
间隔—(古义:隔离。 今义:距离)
无论—(古义:不要说,更不必说。 今义:表条件关系的关联词)
俨然—(古义:整齐的样子。 今义:形容很像)
缘----(古义:沿 今义:延长.延伸)
津----(古义:渡口。问津指探访。 今义:口液)
词类活用
异:形容词用为动词的意动用法,对…感到诧异。
前:方位名词作状语,向前。
穷:形容词用作动词,穷尽,走到尽头。
焉:兼词,“于之”,即“从这里”。
志:用符号做标记,动词。
一词多义
舍:舍弃 便舍船
房子 屋舍俨然
寻:寻找 寻向所志
不久 寻病终
志:做标记 处处志之
做的标记 寻向所志
向:以前 寻向所志
对着 眈眈相向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蒂,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鱼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结构层次
《桃花源记》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首句至“欲穷其林”,写武陵渔人捕鱼时偶然进入桃花源的曲折情景。作者以惊人的妙笔,描绘了桃源恬静、优美的自然环境:长长的绿水,夹岸的桃林,纷飞的花瓣,芬芳的嫩草,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作品一开始就以特有的魅力紧紧抓住了读者,使你非跟着渔人这个导游走下去不可。第二部分,从“林尽水源”至“不足为外人道也”,写渔人所见的桃源风光及农民古朴淳真、热情好客的生活情趣。作者借人民不满秦始皇暴政这一历史事实来抒发对刘裕弑君篡位暴行的不满,并由此产生对理想境界的热烈追求,以大胆的幻想、饱满的浪漫主义情绪歌颂了理想乐土。这是“记”中的主体和核心。作者是通过形象的描写,神话式的虚构故事和美的激情来打动读者心灵的。第三部分,从“既出”至末句,写渔人离开桃源后,数人闻讯再访而不可得其路径的种种情景。以此作结,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增加了作品幽微神秘的色彩。这结尾,也可能是暗示读者:这美好的境界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
虚实结合的写法
作品既具有浓烈的浪漫虚幻色彩,又有强烈的真实感人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是作者始终注意把虚构与现实结合起来。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虚构的,情节是离奇的。桃花源是“避秦时乱”的人们开辟的,一直延续到晋代,与世隔绝五六百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秦始皇式的暴政,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东晋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对下层知识分子的无情排斥,刘裕篡夺皇位的阴谋手段,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人们能通过这离奇的构思,强烈地感到主题的真实。同时,作者始终注意在虚构故事时结合着逼真的写实。如文章一开始就明确向读者交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人物的身份、职业:“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就使桃源境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变得好像都是真的。最后写南阳刘子骥向往这个乐土,欣然寻访,没有成功。刘子骥,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是晋朝太元时的名士,与陶渊明是同时代的人,作者把他写进作品中去,就进一步渲染了作品的真真假假的气氛。作者之所以如此首尾照应,意在使人确信:虚幻怪异的桃花源是实有其地的胜境,从而加强了作品诱人的艺术力量。
语言艺术特色
作者善于用通俗平易、朴素自然的语言在其田园诗中描写他所喜爱的农村生活。在《桃花源记》中也是如此。如作品的第一段写桃花源外面的景色:“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仅仅用22个字就描画出一幅迷人的暮春桃林图。头两句从正面写桃林之茂密,第三句从反面写桃树之多而且纯,后两句从侧面衬托出桃林地面之美,以及桃花盛开后花瓣纷纷落下的景象。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桃林之美,其中有的词语如“芳草鲜美”,简直给读者一种有色有香的感觉,而所用的语言却是接近口语化的。陶渊明用这些朴素的散文语言描绘了桃源外围及内部的自然美和人们的生活美,因此吸引了后世不少的画家去画桃源图。清人卫炳鋆说:“桃源山水,画中景也。……而古今之列人画谱者,唐、宋以来,惟摩诘《桃花源里人家》,意趣盎然,神致生动。
韩文公《题桃源图》诗,舒元舆有《录桃源画记》,吟咏之余,宛若置身洞天福地,然其造意设色,大约因明记想象为之。”;《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作者在叙述中的语言不仅到朴素自然,而且非常精练,没有多余的废话。全文用320个字就讲了一个有头有尾,有人物,有话,有情节的故事。整篇作品因主要写桃源社会,所以着重详写桃源内的人与事,写桃源外的事就从略。作者往往用精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写到桃源人初见渔人的情景,只写“见渔人,乃大惊”,后面三个字不仅写出了桃源人见到渔人的神色,而且也体现了他们与外界隔绝之久。又如写渔人与桃源人谈话的情景,作者以“此人—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一句话作了交代。这个复句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渔人自己在世上所知道的详细情况,不是作者所要着力描写成的所以在上半句一笔带过。而后半句,虽只三个字,但从桃源人共同的“叹惋”中,可以想象到渔人所说的世上的情形,与桃源内的生活相比之下,世上是多么混乱不堪!而桃源内的生活又是多么安定。
《桃花源记》中许多词语由于言简意赅,一直被后世沿用下来,至今还有其生命力。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等,这些词语都几乎成了人们熟悉的成语。其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用来表现桃源人与世外隔绝之久,而又说明桃源内没有朝代变化的情形,非常贴切,又非常生动具体。宋代唐庚在《唐子西文灵》中说:“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渊明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此。如《桃花源记》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渊明其尤也。”从上所说,可见宋代人也已看出了陶渊明驾驭语言上的深厚功夫。不言而喻,陶渊明在写作《桃花源记》艺术上的独创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对他的评价还有隐逸诗人,靖节先生。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祖,千古隐逸之宗”。《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在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境内。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是指现在的沅水流域上、中游地区的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武陵郡”人。 据湖南常德本地历史文物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中的一篇“武陵地域考”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
《武陵地域考》
武陵郡,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这里最早的行政区划名称叫“黔中郡”。《水经注·沅水》云:“汉高祖二年(前205),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西汉时,武陵又别称“义陵”。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序称:“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亦曰义陵。”
武陵郡治城,西汉时设于“索县”,《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西汉武陵郡所辖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辖13县:索、孱陵、临沅、零阳、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艮山、充。其中在今常德地区的有4县:索县,其地包括今汉寿县和鼎城区东北一部。索县是文献记载中汉寿最早建县的开始。临沅县,其地包括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和桃源县,治城在今常德市城区东部。《水经注·沅水》说,临沅因为“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孱陵县,其地包括今澧县一部和津市、安乡、南县、华容、岳阳及湖北公安,治城在公安。零阳县,其地包括今慈利、石门、临澧和澧县一部,治城在慈利零阳乡,以在零水之北得名。
新莽统治时期,更天下郡县名。武陵郡改为建平郡,临沅县改为监沅县,孱陵县改为孱陆县。东汉时,刘秀将王莽更易的郡县名称一一改回原名。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武陵郡辖境与西汉基本相同,辖12县:临沅、汉寿、孱陵、零阳、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作唐。其中有5县在今常德地区之内:临沅县,辖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及桃源一部,同时也是武陵郡治所在地;汉寿县,原西汉的索县,东汉大部分时期称索县,到东汉后期的阳嘉三年(134),始更名为汉寿,辖今鼎城区东北部和汉寿;沅南县,建武二十六年(50)分西汉临沅县地新置,辖今桃源南部等地,因在沅水之南故名,是今桃源县前身;作唐县,建武二十六年(50)分西汉孱陵县地新置,辖今安乡、津市和澧县一部,作唐是今安乡在历史上独立建县的开始;零阳县,与西汉零阳县同,辖今慈利、石门、临澧和澧县一部。东汉武陵郡治,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是在临沅(即今常德市城区)。此后,历朝的武陵郡治,以及唐朗州、宋鼎州、元常德路、明清常德府,一千数百年来其治所一直未再变更。
魏晋以后,武陵郡沿设,但辖区缩小,只辖沅水流域诸县。南朝萧梁时,将武陵郡置为武州。《隋书·地理志下》:“武陵郡,梁置武州。”陈朝后期,又改武州为“沅州”。《陈书·宣帝纪》载:“太建七年(575),改武州为沅州。”据《隋书·地理志》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后,废陈在武陵郡所置的沅州,改武陵郡为“朗州”。但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又将朗州更名为武陵郡。原陈朝武陵郡下辖的4县(临沅、沅南、汉寿、龙阳),隋将其并为两县。即将临沅、沅南、汉寿合并为 “武陵县”。这是武陵县在历史上的最初设置。龙阳县则依旧。所以,隋代武陵郡仅辖两县:武陵县和龙阳县。郡治在武陵县。
到唐朝,据《旧唐书·地理志》载:“隋武陵郡,武德四年(621)平萧铣,置朗州。天宝元年(742),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朗州。”故唐代习惯称这里为“朗州武陵郡”,或单称“朗州”。唐朗州辖地同隋代,仍然是武陵和龙阳二县。
北宋初年,常德仍沿唐、五代之旧,称“朗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朗州”改名为“鼎州”。“鼎州”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武陵县境有鼎水(即古渐水)。这次更名的原因,南宋《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云:“国朝祥符,避圣祖讳,改鼎州。”北宋时鼎州下辖3县:武陵、龙阳、桃源。南宋时,鼎州又更名为“常德府”。关于常德府的设置和得名,它首先缘于北宋后期在鼎州设置的军事辖区“常德军”。据《舆地纪胜·常德府》载:“政和七年(1117)” 鼎州置“常德军节度”。“常德军”何故以“常德”命名?据《方舆胜览·常德府》记载,是因为《诗经·大雅》中有一篇《常武》其诗序中有这样一句:“有常德以立武事。”“常德军”便从这里取名取义。“常德军”是军事辖区名称,不是行政辖区名称。《宋史·地理志》载:“乾道元年,(鼎州)以孝宗潜藩升(常德)府。”乾道元年即1165年,这一年“常德”正式成为本地行政区之名称。
元代,常德府改称“常德路”。据《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四年(1277),常德府改为“常德路”,治所在武陵县,下辖:武陵县、桃源州、龙阳州。龙阳州下辖沅江县。常德路辖区实际与南宋常德府相同。据《明史·地理志》载:明朝在1364年改元代的常德路为“常德府”,下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4县,府治在武陵。清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两省,这是历史上湖南正式建省的开始。清代,在“省”下设“道”“府(州)”“县”。今常、澧各地属“岳常澧”道,道治在巴陵(今岳阳)。清代沿设“常德府”,下辖4县与明代同: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府治在武陵。
“武陵郡”自汉高祖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
参考资料:周新国、周波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即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他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武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 语文123 http://www.yuwen123.com/Article/200509/14854.html
[2] 百度空间 http://hi.baidu.com/dlmhr/blog/item/d25d36c76d47d2dcd0006069.html
[3] 老百晓在线 http://www.lbx777.com/yw15/x_thyj/jclj01.htm







